章开沅谈高等教育：在大学，好校长不如好制度

原作者｜章开沅

摘编｜李永博

《章开沅口述自传》，章开沅著，谭徐锋工作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版

邓小平题校名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高校更改校名成风。很多原本叫做“学院”的高校，都更名成为“大学”。华师从50年代起一直叫做“华中师范学院”，于1985年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不过，华师改名比较晚，而且是迫于形势。

我对于改名的问题，本不太积极。在我看来，数十年来，“华中师范学院”这块牌子已经打出去了，改成“华中师范大学”，别人反倒不知道了。并且，叫“学院”未必表示水平低，像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传承几百年，闻名遐迩。因此，虽然更名的工作在前任就已经启动，但我接手校长之后，并未急于推进。

没有想到，我的这种认识在中国显得太迂腐了。在教育部门编制的高校名录上，把华师列得很靠后，哈尔滨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都排到了我们前面，湖北大学也排到了我们前面。这种排名本极无聊，但却有实在的影响，不利于我们的招生。教育部领导也一再敦促，我们只有照此办理，而且教育部很快就正式批文把校名改为“华中师范大学”。

章开沅1926年生于安徽芜湖，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祖籍浙江省吴兴县，生于安徽芜湖。1946年10月入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后于该校肄业。1948年12月赴中原解放区，在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当研究生。1949年7月随校南下武汉，在教育学院历史系任助教、教员。1951年9月入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在历史系先后任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1985年8月—1991年3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2018年12月获颁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在我接任校长之前，学校领导已经派人进京，设法请邓小平题写新的校名，但一直未能落实。1985年，我去北京参加党代表会议时，碰到了好运气，很快就完成全校师生的嘱托。

会议期间，有次举办京剧晚会。因为很难听到名角演唱，我很早便去了剧场。其实参加的人并非很多，我选了一个较好的座位坐下。偶尔一回头，不由一惊，我的后面坐着自己的老首长、中原大学的创办人之一、原中原局的宣传部长赵毅敏。他是“二野”的，邓小平的老部属。我立刻利用开场前的空档，抓紧时间向他致意。我首先自报家门，并喊他“赵部长”，这是他当年的职务，以便勾起他的回忆。

他看着我，想了一下，问道：“您原来在哪个单位？”

我说：“我原来也在二野，中原大学。”

他一听，就明白了。

我接着说：“我当时是中原大学的学员，后来留校任教。有一次，您为我们做报告，有一句名言，影响了我很久。”

他问：“我当时说什么了？”

我告诉他：“您当时说：‘什么叫重要？什么叫位置？一个单位有你也不多，没你也不少，这就好吗？'这句话太经典了。在哪里也不能变成有你不多，没你不少。我决心终生不做这样的人。”

他笑道：“这句话你还记住了，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

我立即切入正题，对他说：“赵部长，我有点事情想请您帮忙。”

他很随和地问我：“什么事呢？”

我就告诉他，我们请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学校题校名，但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到现在还没有写……

赵毅敏听了，正色道：“小平应该写啊，中原大学是他创办的嘛。这个简单，我给他打电话就行了。”

不久之后，华师就收到了邓小平题写的“华中师范大学”校名。有人认为我有什么神通，能够获得邓小平的题词。其实我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只是运气太好，看京戏碰到赵毅敏，而赵毅敏又愿意帮忙。真正起作用的，是赵毅敏，不是我。

学校隆重举行了更改校名的仪式。我也就成为华中师范学院的最后一任院长和华中师范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到了今天，偶尔还能听到有人叫我“章院长”，都是在“学院”时期毕业的校友，或共事的工作人员，听着也挺亲切的。

“高”与“师”之争

对师范院校而言，“高”与“师”曾经是一个长期考验校领导智慧的问题。院系调整之初，对于师范院校的定位，本在一个“师”字，即强调师范院校应该以师范教育为本。因此，在课程设计上，与其他综合性大学不同，特别强调教育理论与教学技能的培养，并安排大量教育实习的时间。但是，曾几何时，教育部又开始强调师范院校也应该注重科研，即“高”的一面。于是乎，在很多师范院校里，围绕着究竟应该是“高”还是“师”，长期争论，摇摆不定，难得真解。此等问题，在学理层面似乎很简单，既然是师范类高校，当然应该既“高”又“师”。但在现实中，则颇不容易解决，且容易造成部门之间的矛盾。说到底，我们是“一仆二主”，上面有两个婆婆，师范教育司与高等教育司，我们必须周旋于这两个上级机关之间，为难之事甚多。

文章来源：《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网址: http://www.hebsfdxshkxxb.cn/zonghexinwen/2021/0714/13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