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和爱国学社

·30·比。吴稚晖在爱国学社以小丑自居，后来利用爱国学社经费困难从中作梗，导致和中国教育会的分裂。苏报案发生前，他向俞明震献计，通过租界里的巡捕房捕捉章、邹等人，直至后来成为革命的叛徒。蔡元培则兢兢业业，善于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不断地恢复和壮大革命力量，他在爱国学社前前后后的事迹，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本色、二，以比较健康的资产阶级民族观点，抵制狭隘的排满思想。在辛亥革命预备时期，有许多革命派人对“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缺乏认识或认识不足的。蔡元培不同意邹容在《革命军》中的“杀尽胡人矽之说。他认为“汉人决无杀尽满人之必要”。在1903年他写的《释“仇满"》一文中，正确地剂析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认为汉满之争“皆政略之争，而j#种族之争也”，不同意章太炎他们那种“无满不仇，无汉不亲’’的态度，说这是“纯乎种族之见刀。①蔡元培认为汉族之中有祸国殃民的奸贼，满清之中也有主张维新图治的改革家，所以单纯的“仇满"思想是要不得的。这样的见解，无疑是比较正确的。’三，注意团结革命骨干，培养新生力量。蔡元培创办中国教育会时，在他的组织下，使章太炎等人成为爱国学社的干将，吸收青年革命家邹容。他团结了做过小官，“退居上海．有倾覆满清之志”的《苏报》社长陈范。他提携后辈，造就了一大批革命新生力量，让青年学生登上政治舞台，把革命宣传深入到广大市民中间去。爱国学社在张园的演讲者多为学生，“演说的内容都是爱国主义，排满、革命等等，这样子人数就越来越多了。’’②半年以来爱国学社在当时应者云集，声势浩大，很大程度取决于蔡元培的领导艺术。四，高度重视报刊舆论的重要性。蔡元培在爱国学社时期始终抓住报刊这个舆论工具。不仅领导学生办过《学生世界》，还在《苏报》上增辟“学界风潮"一栏，专门报道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所载文章，素为东南学界所注目"⑥。特别控制了《苏报》后，如虎添翼，从1903年5月开始，该报陆续刊登了《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即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节录)、《谈<革命军>》、《<革命军>自序》等文，一篇篇如重磅炸弹，“举国上下无不震动”④。邹客的《革命军》尤为出色，孙中山曾评价该书历史教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I{仑，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⑤。《苏报》被查禁后，蔡元培又创办《俄事警闻》，继续革命宣传，发挥报刊的战斗作用。五，进行军训，造就一大批军事干部。蔡元培不仅重视理论上的教育，而且重视军事上的训练。这是蔡元培一贯的教育主张，成为他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1903年，他在爱国学社开始实行不分教职员的的军事训练，他自已也“断发短装与诸社员同练步伐”⑥。在1912年他任教育总长时，把军国民教育作为五项新教育(军国民教育、实和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和美育)之一，以新教育取代清王朝封建教育。1922年，直奉战争起时，他把北大与北京学界共同组织的妇孺保卫团改为学生军，使军事教育的思潮蓬勃兴起。蔡元培把爱国学社的军训，作为造就一大批军事干部的有效手段，为今后推翻清政府的辛亥革命输送了军事力量。六，提倡女权，重视妇女爱国力量的培植。蔡元培的男女平权思想，在爱国女校中有突出的表现。他在女校中为高年级女生讲授法国革命史和俄国虚无党史。他还提倡妇女的德育、智育和体育，强调妇女独立的重要性。爱国女校终于造就了不少参加辛亥革命的女英雄，成为我国培植妇女爱国力量最早的女校。爱国女校和1904年成立的对俄同志女会是上海妇女爱国力量的代表，与在日本东京成立的以女留学生胡彬夏为首的共爱会互相辉映，发出了我国革命妇女“奋发以救祖国，以援同胞一⑦的共同呼声。近代中国妇女爱国力量的崛起，是和蔡元培的努力分不开的。总之，蔡元培作为团结在孙中山周围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人之一，通过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发动武装起义的工作上做了种种准备，我们应给以高度的评价。①求释“仇满”》。《蔡元培选集》第4页。②《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73页。③张篁溪；《苏报案实录》．《辛亥革命》(一)。第367页。④同上，第372页。⑤《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5页。⑥《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蔡元培选集》第330页。⑦《军国民教育会之成立》。1903年5月27日《江苏》第二期。一九八一年第八期·3l·中西方历史上的友好使者——马可·波罗余士雄一马可·波罗来中国的起因远在我国战国时期，即公元前五至三世纪，中国作为“丝绸之国"的声誉已传到西方，引起了欧洲人士的注意。汉武帝时开辟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西方人民的友好往来，为促进相互之间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后，东汉班超也奉命出使西城，并从西域遣甘英为使赴罗马帝国，虽未能成功，但说明了中国渴望同西方世界直接交往的心情。公元二世纪早期，罗马帝国的疆土扩展到了美索不达米亚，罗马商人便可取道波斯，经过阿拉伯海、印度洋来到我国。公元166年(桓帝延熹九年)，罗马皇帝安敦·马可·奥蕾留遣使来我国。这是首次载入史册的我国和罗马的直接交往。643年(唐太宗贞观十七年)拂蒜王波多力遣使来我国，经过高宗、武后、玄宗各朝，都有使节来往，相互之间的接触和了解不断增进。我国在中唐以后，开始处于分裂、割据局面，经由中亚通往波斯等地，到达欧洲的陆路交通一度衰落，到了元朝始得恢复，而且交往更为频繁和扩大，至此我国和欧洲国家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十三世纪前期，蒙古统治者经过三次西征，在俄罗斯建立了金帐汗国，从中亚到小亚细亚建立了伊儿汗国。金帐汗国的版图从西北利亚西部达到了多瑙河一带。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以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鄂尔浑河上游西岸)为中心，横跨欧亚的大汗国。忽必烈在上都(原开平府，今内蒙多伦县境内)即位后，迁都到大都(今北京)，新都成了当时的政治中心。蒙古统治者在他们所管辖的范围内，建立完备的驿站制度，并驻军保护和维持秩序。只要带有大汗的金牌，沿途可以役使官马，享受各种特权，自由往来，不受国际障碍的限制。一向不处于统一控制之下的中西交通，经过蒙古统治者三十多年的经营，这时已畅通无阻，各国使臣、商人往来络绎不绝。当时，由欧洲到我国，主要通过地中海东部。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由塞得港向苏伊士北部的伊斯梅利亚前行，一直进入红海，到亚丁后，渡海经印度进入我国。另一条道路是从地中海东部，经阿勒颇到巴格达。然后，又分为两路：一路向南，出波斯经印度来到我国；一路往东，经中亚土库曼的马里来我国。因此，地中海东部成了来我国的主要出发地。意大利处于地中海的要冲，在对东方贸易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时，地中海地区的局势是，十字军第四次东侵以后，威尼斯控制了地中海东部的贸易和交通。威尼斯的势力范围和蒙古统治者的范围连接起来了。这种局势有利于以擅长国际贸易而驰名于世的威尼斯商人东行来到我国。马可波罗生子威尼斯商人世家，受时代和家庭的影响，加上他自己的努力，就达到

文章来源：《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网址: http://www.hebsfdxshkxxb.cn/qikandaodu/2021/0315/697.html